王佳的儿子发烧了，似乎与前几次看上去一样，没有咳嗽、流鼻涕、浑身酸痛，高烧不退。

为了避免排队等号的繁琐，她选择了一家互联网医疗APP，花了60元，找了家北上广的三甲医院医生进行线上问诊。医生在对病情进行询问判断之后，建议他们再到附近医院就医做相应检查。

像网上宣传的那样，“足不出户看病”成了王佳们一直渴求的状态，互联网医疗既多了更优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就诊流程。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紧接着又出台《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文件确定了互联网医院的模式：一种是以互联网企业为主体，挂靠在实体医院基础之上。还有一种是以医疗机构为主体，换而言之是线下医院的互联网化。

互联网医疗的出现似乎给了疲惫的患者、焦头烂额的管理者、杂乱无章的市场一丝曙光：能实现足不出户看病、能分级诊疗赋能基层、能规范市场有序运行。

但一切对谁都没那么容易。

“足不出户看病”是炒作?

“互联网医疗包含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两种形式，不是新的诊疗科目，是医疗机构协同合作为患者服务的新形式，区别在于远程医疗是医院之间的业务协同，互联网诊疗是医院管理自己的复诊病人。它们之间有交叉，又互为补充，都是医疗机构利用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患者提供的新型医疗服务。”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兼国家卫生健康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解释道。

关于这一点，同样得到了林辉的认可——林辉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任：“互联网医院是患者看病流程的互联网化，但医疗的本质内容没有改变。”

也是基于此，很多从事互联网医疗工作的人对于“足不出户”看病的说法都持否定态度。“在患者就医流程上——预检咨询、挂号、问诊、检查、诊断、取药等几个环节，目前要实现完全互联网化，光问诊、检查这两点就不行，所以‘足不出户’看病只能是噱头。”林辉表示。

在卢清君看来，2018年之前的互联网医疗大多是炒作概念，以前存在的互联网医院并没有和诊疗业务结合起来，不与医疗机构合作，只是简单进行分诊，提供咨询信息。“因为企业不具备医疗执业资质，参与不了诊疗行为中，没有真正解决患者的病痛，没有人愿意买单，就无法建立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

今年3月，腾讯旗下的腾爱医生宣布关闭服务平台。消息一出，引怡禾健康等民营医疗机构的叹息。腾爱医生曾经为怡禾健康、知贝、张强、冬雷脑科等多家机构提供深度服务，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开拓出医生品牌经营、患者管理、团队协作、财务管理等诸多创新服务场景。

根据腾爱医生官网的介绍，腾爱医生每日咨询量 3万+，覆盖14个临床科室及4个医技科室，使用腾爱医生后，线上互动粉丝有15%转化为患者。

没有公开数据显示腾爱医生的盈利情况，但界面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腾爱医生的盈利规模不符合腾讯对一项业务的盈利要求。而且，线上问诊对咨询者的文化水平要求很高。

“要能通过打字就说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要求得多高。许多中老年人都还只能习惯微信语音聊天，能顺畅使用线上问诊的人群太少了。”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腾爱医生的导流作用也被高估。根据《财经》此前的报道，使用腾爱医生的医生们更多认为，它只是个沟通工具，导流效果不理想，难以如预想中一般发挥强大数据连接的作用。

谁来线上问诊?

盈利模式难寻不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唯一难题。

在石龙、赵盘珍写的《全民健康覆盖视角下“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机遇和挑战》一文中，他们列举了“互联网+医疗健康”面临的几大挑战，包括大医院虹吸效应扩大化、网络卫生信息泛滥化、医疗机构发展两极化、医疗健康信息安全缺失等几点。以大医院虹吸效应扩大化来说，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医疗机构的服务半径可以辐射到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区，在中国有序就医格局还未形成的情况下，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将随着服务半径的拓宽而不断扩大，从而吸引更多患者来就医。

去年一波文件的出台，既带来了新的商机，也规整了一批企业行为。

“国家标准就像一个门槛，允许进屋，但不是谁都能进屋待得住。这就好比做生意：一条街上几家服装店，有的卖衣服赚了，有的赔了，有的半死不活在那，核心问题是经营能力的差异。企业经营是否符合经济规律和医学规律，才是这个领域是否能产业化的根本出路。”卢清君说到 。

在这场生意中，企业和医院都很清楚自身的位置。

根据帮助筹建了众多大型三级医院网站平台的卓健科技相关负责人解释，大型三级医院选择自建网络的多，而三级医院以下的医疗机构选择代建网络的多。

这一点也被中国医药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编撰的《2017-2018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所证实：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总共有超过92.36%的医院通过自建自管、代建、自建托管和其他方式建立了网站，其中4成的医院网站是选择代建的方式。三级医院在自建自管和自建托管的比例高于三级以下医院。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为例，2014年7月18日第一个平台——全流程移动就医平台1.0 上线;2016年，邵医健康云平台2.0版本上线，搭建区域协同的互联网医疗平台;现在邵医健康云平台3.0版本已经推出。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接入医院2000余家，累计服务人次突破1亿。

换而言之，三级医院“财大气粗”自建主导，互联网企业与三级以下医院“联手”“夹缝中求生存”。

“虽说医院有强大的品牌效应，但医生资源有限，而且医疗系统属于闭环，外部第三方平台很难接入。企业的平台尽管是开环的，可以供大量医生展示，但在医疗质量保障方面能做的有限。”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向记者这样解释到。

尽管大部分医院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从诊疗人次看，这仅是表面上的喧闹。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3.1亿人次，比上年增加1.3亿人次(增长1.6%)。2018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6.0次。而相比之下的互联网医疗诊疗人次，根据凯度咨询统计，2018年前11个月，中国互联网医院问诊量仅达到了0.9亿人次，问诊量渗透率不到1%。

这一点从互联网医疗另一个应用——远程诊疗上也可以看出。

远程医疗在中国的已实施比例总体比较低，根据《2017-2018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通过对参与调查的484家医院的远程医疗系统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已实施比例为17.77%(86家)，准备建的比例为7.85%(38 家)，未建设的医院比例最高，达到了74.38%(360家)。而且在已实施的医院级别中，三甲医院的占比最高。

靠互联网医疗实现弯道超车?

对于互联网医疗之于实体医院的作用，深处内陆且医疗资源稀缺的宁夏有自己的体会。

宁夏拥有全国排行倒数第一的公立医院数量——68所，三甲医院更是只有13所，却有681.79万人口总数。

“面对优质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我们需要通过互联网，信息化的手段，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换道超车，才能将优质医疗资源引过来，这也是马晓飞主任在构建分级诊疗模式的思路之一”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袁方主任表示。

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草莽时期，银川也走过弯路。

自去年国家规范文件出台后，宁夏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医院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这也意味着此前注册的互联网医院需要在今年9月14日之前换上新的牌照。

银川探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进行了8个方面的探索，包括互联网+远程专家门诊、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等。以远程会诊中心为例，中心实行双签制，在读片上则实行派单制和抢单制。每张片子按照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方技术平台、基层医院参与分成，如其中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影像技师读一张片子为5元(当地一个普通医师号6元 ，副主任医师8元，主任医师11元)。

“虽然单张钱少，但是这就如滴滴打车一样，要抢单抢量。而且整个过程实现了三方共赢——第三方收取平台技术费;上级医院收诊断费用;基层医院负责拍片及上传影像。”目前以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为诊断中心的已经接入104家，宁夏区域接入176家医院，这其中包括二级、县级、乡镇卫生院，甚至民营医院。

现在银川正在打造智慧健康广场——在市卫健委的牵头下，利用微服务架构技术，已经实现银川市市属6家医院的专家资源、床位资源、设备资源的互联互通，方便患者就医，目的是打造“全市一家大医院”，充分利用共享思路做大做优有限的医疗资源。

如果患者希望看外省专家门诊怎么办呢?只需要根据会诊接收医院的特需专家门诊号，大约在300-500元之间，由门诊医生陪伴在会诊室和约定的时间与专家进行会诊。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三个远程会诊室，日均看诊量对上级医院是4-5个，对基层医院是2-3个，从2017年4月17日到2019年8月1日，该院已经完成3198例远程专家门诊。

从全国互联网医院分布情况来看，宁夏拥有33家位居第一，而且发布的鼓励政策也是各省份中最多的。此前八点健闻也报道过，宁夏互联网医院目前累计服务患者达980万人，当地患者约100万人。宁夏人口总计600余万，银川人口约200万，从该比例来看，当地患者对互联网医院已有较高的接受度。

“还是挺艰难的，新医改的目的之一是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以及探索未来健康服务模式。互联网医疗的确在这方面被给予了厚望，但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才刚刚开始。”袁方主任表示。